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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史学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作者:韩志斌、梁道远(分别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副教授)

中东地区具有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多元融合的史学传统。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中东史学(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古代埃及史学、阿拉伯史学、波斯史学、土耳其史学等诸多分支)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公允评价。中东史学既有独特的本土文明禀赋,也从多区域文明交往尤其是史学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传承和创新的动力。综合考察史学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大体上可以把中东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古代阶段,时间跨度为约公元前3200年至公元7世纪,中东史学从多元独立发展走向相互融合。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的人们很早便滋生朦胧的历史意识,为中东史学的萌发做好重要准备。约公元前3200年,这两大文明发源地的人们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书写系统,开启记录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历程。他们留下的壁画、浮雕、调色板、王室铭文、纪念碑文、史诗、大事记、日志、王表和编年史等古迹遗存和文献残痕,把历史记忆传承到数千年后的今天。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包含丰富的中东古文明信息。波斯帝国崛起后,中东进入文明跨洲大融合时代,历史书写的视野更阔、主题更广。波斯继承了巴比伦的书写传统,用楔形符号创造古波斯文;把埃及变成省份,使西亚北非文明在一些神庙被毁后进一步融合。用古波斯文、埃兰文和阿卡德文刻的《贝希斯敦铭文》是当时多元文明融合的实例。但更大范围的融合发生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时代”。希腊史学元素与中东历史书写传统相融,衍生更完备的历史作品,如埃及祭司马涅托的《埃及史》就是东西方史学交往的结晶。此时的中东史学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书写形式由传统的简单历史记录向系统的史学著作转变;二是西方普世史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接受,如叙利亚阿帕米亚的波希多尼在其《历史》中把世界看成物理形态的整体。公元1世纪,基督教诞生于中东,逐渐发展成世界性宗教。410年的罗马沦陷直接促使阿尔及利亚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开创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时代。7世纪阿拉伯史学兴起前的中东,除了上述史学传统,还有古叙利亚史学、古希伯来史学、赫梯史学和古也门史学等也值得关注。

第二,中古时代(7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阿拉伯史学迅猛发展成中东的主流史学。7世纪,教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它是一场彻底改变中东文明格局的社会革命。阿拉伯人有历史意识但无史学的情况也被改变。从7世纪中叶起,阿拉伯史学在阿拉伯半岛原生历史意识的基础上,融汇古代中东史学元素、吸收古希腊罗马史学精华,朝着两大主要方向迅速成长:其一掌握在伊拉克学者手中,辑录族谱和研究部落;其二主要由麦地那圣训学家操控,汇集生平和圣门弟子事迹。伍麦叶王朝时期的阿拉伯史学作品以简单记录史事为主,缺乏方法意识,尚未形成明确有序的时空观念。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更广泛、更深入。古希腊罗马、古波斯、古印度和古叙利亚的大量珍贵典籍被翻译成阿拉伯文,为阿拉伯史学输送外来营养,促使其在萌发两百多年后进入繁荣期。其标志性著作是编年体世界通史《泰伯里史》。泰伯里凭借该巨著,在阿拉伯学术体系中为史学谋得独立地位。他逝后三百余年,阿拉伯史学的发展表现出诸多特点,如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更加广泛、史学流派涌现、史家的职业出身日趋多元化、鸿篇巨制频繁问世、史书内容更丰富和史学思想更深邃等。约963年,萨曼王朝大臣白勒阿米把《泰伯里史》翻译成波斯文,开启了波斯史学的发展进程。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阿拉伯史学进一步官方化、阶层化、模式化和精细化。《伊本·赫勒敦史》的绪论卷《历史绪论》,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之作。1492年,埃及史学家萨哈维在麦加完成《为史正名》,把中古中东的史学理论推向巅峰。阿拉伯史学的衰落始于马穆鲁克王朝灭亡,但它在延存中继续滋养波斯史学和奥斯曼土耳其史学等中东史学的其他分支。

第三,近代(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时期,中东史学进一步走向多元融合。近代中东文明处于急剧的新旧交融状态。阿拉伯文明只留下一些余光,奥斯曼帝国、伊朗的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成为中东文明的主要继承者,它们治下的史学也继承了中古中东史学的主要书写形式和主流历史观念。史学家们继续重视编年体,热衷编纂通史,撰写各类人物传记,仍然以史观指导历史编纂。近代中东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主要书写文字多元化。奥斯曼帝国史学是在土耳其传统史诗的基础上,大量融合波斯史学和阿拉伯史学等外源史学元素后兴起的。15世纪,奥斯曼帝国史学的先驱阿什格帕夏用波斯文撰写《奥斯曼家族史》。奥斯曼帝国摧毁马穆鲁克王朝后,很快走向极盛,力推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土耳其文为官方文字。萨法维王朝的史学家则主要使用波斯文撰写史书。中东历史编纂的载体由以阿拉伯文为主,向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三分天下又相互交融”的局面转变。大量史书用这三种文字混合写成。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史学的政治化倾向日益增强。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都设立了史官制度。在政府的干预下,史学成为塑造政治合法性的工具。17世纪末,中东两大帝国衰落。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一些中东史学家重新思考中东文明,重新审视西方世界。18世纪中东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史学家对欧洲及其他非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兴趣越来越浓,对前时期地中海的历史更加关注,对西方史学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总之,近代中东史学的整体成就虽然逊色于中古中东史学,但在多元史学融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向前发展。

第四,现代(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时期,民族主义史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821年9月,埃及编年史家杰巴尔提完成《纪传遗妙》,详细记载拿破仑入侵埃及和·阿里构建埃及新秩序的过程,把中东史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连接起来。民族主义史学在“连接处”萌发,到19世纪下半叶渐成气候。摩洛哥的艾哈迈德·纳斯利、埃及的阿里·穆巴拉克等开明史学家立足于本民族史学遗产,重写本国历史。受过西式教育的乔治·宰丹、纳乌姆·舒盖尔等史学家则把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引进中东。20世纪初,中东地区的民族自觉意识进一步迸发。中东史学家以文明为主基调,寻觅与现代性的更多契合点,通过重新书写历史来颂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利益,把中东民族主义史学推向新高潮。与此同时,他们在继承前人、借鉴西方的基础上,深化史学思想、革新治史方法、推进史学专业化。开启史学专业化进程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埃及史学家塔哈·侯赛因。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中东,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二战后逐渐发展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的重要分支。整体而言,学院派史学家的数量渐增且与民间史学家和宗教学者并存、大力挖掘传统史学遗产、重视政治史和区域国别史、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注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历史研究助力民族复兴运动、移民史学家对西方的中东研究影响越来越大等是现代中东史学发展所表现出的一些主要特点。

第五,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东史学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近30年来,中东格局发生剧烈变化。先是后冷战时代开启,中东各国在经济与政治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愈发明显。2011年,阿拉伯剧变全面爆发,中东格局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期。民族国家的分化加剧文化的碎片化,中东各国史学发展的差异更加明显。除了同一地域外,能够维系中东史学家思想共性的还有三个情结:第一,历史情结。比如,追忆帝国时代的辉煌。第二,反西方情结。中东已成为世界上反西方情绪(特别是反美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区。史学家们在谈到中东现当代史时,对殖民主义的痛恨使他们在字里行间凝结成同一阵营。第三,复兴情结。复兴仍然是当代中东国家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影响当代中东史学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当代中东许多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对历史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中东各国之间的史学交往如多国学者合作编写大部头著作、多国学者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等更加频繁,从而催生大量新论著。民族主义史学发生一些新变化,如研究重点不再集中于政治史、外交史和思想史,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史的关注。犹太复国主义史学是以色列的主流史学范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犹太复国主义史学开始盛行,重视新主题、新材料、新文体、新解答以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新看法。复兴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短暂高潮,强势冲击中东史学界,但未能撼动民族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21世纪以来,主义史学的细流仍在。一些主张复兴教的史学家继续在他们的论著中鼓吹宗教复兴。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世界格局和中东各国政治的影响。冷战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东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仍然具有极强生命力。

综观五千多年中东史学的发展历程,可感中东国家和民族的时空观念与文化气质。正如张广智在《中外史学交流的脉络与当代意义》一文中所言:“人类文化的生生不息,犹如一条长河,需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才会使大河滔滔汩汩,不致干枯,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和持续的生命力,史学文化亦然,且更具重要性。”中东史学是在不断交流融合中向前发展的。史学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我们系统地研究中东史学史,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东文明的认知,更为重新审视文明交往和当代中东国家的历史认同提供新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3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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